山东省老促会副会长韩延明
（接上）
（四）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顽强斗志
这是老区精神的基石，也是革命根据地不断发展壮大的重要保障。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勤俭节约、自强不息，是我党的一贯优良传统，也是团结人民、战胜强敌的法宝。自从第一块革命根据地——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创建以来，中国共产党就将艰苦奋斗、自强不息作为自己的工作作风和道德底色，这种精神在长征中可以说展现到了极致。记得在中小学时代，老师就经常教育我们：“苦不苦，想想红军两万五；累不累，比比革命老前辈。”长征精神也属于老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和红军将士在长征的艰难险阻中用理想、意志、行动和生命铸就的伟大精神，是党和人民军队革命风范的生动反映，是中华民族百折不挠、自强不息的民族品格的集中展现。美国1999年8月出版了一本书，叫《人类1000年》。书中遴选了从公元1000年至2000年人类历史进程中的100个重大发现和辉煌事件，中国只有3个入选：火药武器的发明、成吉思汗的帝国和工农红军的长征。
我最近看了一些资料，痛彻心扉，有两个深切感受：一是长征确实是惨烈悲壮：长征这条红飘带，是数万红军的鲜血染成的。长征初期的突围（
二是长征确实是艰苦卓绝。缺衣断粮，险象环生。部队在通过冰天雪地的云中山时，将军看到一位冻死的老战士倚靠一棵光秃秃的树干坐着，浑身是雪。将军问：怎么他的衣服这么单薄？御寒衣物为什么没有发给他?将军怒吼道：“快叫军需处长跑步上来！”一阵沉默后，终于有人小声说了一句：“这就是军需处长……”。将军怔怔地站立了足有一分钟，落下了大滴的泪珠。他缓缓地举起右手，向烈士敬了一个庄严的军礼。经考证，这位军需处长叫胡军（1889-1935），他在最寒冷的时候把棉衣让给了战友；这位将军便是红5军团总指挥董振堂（1895—1937），后任西路军第5军军长。在攻占甘肃高台县城后，被国民党马步芳部2万余人包围，激战9天9夜后壮烈牺牲，时年42岁。
1975年10月，因患癌症已作过五次手术的周恩来总理，让人找来《长征组歌》的唱片，倾听着长征路上的豪迈旋律度过了他生命的最后时光。他为什么听？因为长征是一种极限人生，长征是对生命的物质能量和精神能量的一次伟大发现，红军那钢铁般的顽强斗志，为后人竖立了一个仰望生命巅峰的辉煌界碑。长征途中，一些自知无法活着走下去的红军，牺牲前都把自己的衣服全部脱下来放在一边，为的是让后面走来的红军能够穿上御寒。为了让大家吃上野菜，部分红军冒着生命危险提前试尝，有的腹泻不止，有的中毒身亡。
革命根据地环境之艰苦、生存之艰难、战斗之残酷、牺牲之惨重，今天很难想象。但老区军民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延安时期，面对地瘠民贫的恶劣自然环境和敌人的围堵封锁，边区军民一手拿枪杆、一手拿锄头，开展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丰衣足食。美国著名作家斯诺到延安访问，当他看到毛主席、朱老总等中共领导和普通士兵一样，住的是四面黄土的窑洞，吃的是土豆小米饭，穿的是打着补丁的粗布军装，大为震惊。他问毛主席：难道红军连几个领导人都养不起吗?毛泽东说：这叫艰苦奋斗，是我们共产党的本色。正是这种本色，成为斯诺眼中不可战胜的“东方魔力”。斯诺曾在其《西行漫记》中这样描述“抗大”：“以窑洞为教室，石头砖块为桌椅，石灰泥土糊的墙为黑板，校舍完全不怕轰炸的这种‘高等学府’，全世界恐怕只有这么一家。”毛泽东曾对学员诙谐地说：“你们是过着石器时代的生活，学习当代最先进的科学——马克思列宁主义。”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是老区精神的突出特征，是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也是无产阶级的政治本色。毛泽东主席身穿粗布补丁衣服作报告的照片，令人颇多感慨；朱德总司令也是“时人未识将军面，朴素浑如田舍翁”；周恩来睡在土炕上；彭德怀穿的背心是用缴获的降落伞做的；林伯渠的耳朵上戴的是用线绳系着断了一条腿的眼镜。刘少奇在临沭县朱樊村时，穿着补丁摞补丁的褂子和裂开了口子的布鞋，但他坚决不领新军装和鞋子。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朱瑞在莒南洙边村帮群众拉犁，一上午就把上衣磨烂了。回家后，他的妻子只好用床单连夜为他做了一个“褂子”，第二天穿着去开会。
共产党人清正廉洁、艰苦朴素的作风，成为一种伟大的人格魅力。一次，毛泽东洗了棉裤，正围着被子斜躺在床上办公，延安留守兵团司令员萧劲光前来汇报工作，以为他病了，正要询问，毛泽东指指地下的火盆说，“棉裤洗了，还没烤干，起不了床，起来就要光屁股了！”萧劲光见此情景，“鼻子一酸，指示警卫员赶快到兵团领一床被子和一套棉衣”，但被毛泽东制止，他说：“我们共产党人绝不能搞特殊！”当时，为了打破敌人的封锁、渡过难关，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都开垦了小块荒地，种菜种粮。1940年5月底，南洋华侨领袖陈嘉庚到延安访问，毛泽东家宴招待，用的是从老乡家借来的小方桌，因太旧，上面铺了几张报纸。菜是用自种的西红柿、豆角做的，唯一的荤菜是一小盆鸡汤。毛主席对陈嘉庚说：我是没钱买鸡的，这只鸡，是邻居老大娘听说我有远方的贵客要招待，特地送来的。陈嘉庚既惊讶又敬佩，他由衷地感叹：“中国的希望在延安！”
即使是到了西柏坡时期，我们党、我们老区依然是非常艰苦。众所周知，解放战争是波澜壮阔、摧枯拉朽的。但当时毛泽东是在一间土坯砌成的仅有
凡是到过西柏坡纪念馆的人，无不为刘少奇存放文件和手稿的小木箱子、周恩来那洗得泛白的被褥、朱德那破旧的藤椅、任弼时那多年的扣箱式帆布衣箱、董必武用过的延安大生产时织的破损毛毯所感动，这就是我们党、我们老区的光荣传统。
（五）求真务实、开拓创新的科学态度
这是老区精神的精髓，也是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大众化、不断开辟当代马克思主义发展新境界的必由之路和时代号角。面对近代以来的中国危局，不甘落后的中国人积极抗争，致力于民族复兴，并为此作出了种种努力。然而，体现这一努力的“农民造反的‘天国梦’、洋务派的‘自强梦’、维新派的‘改良梦’、革命派的‘共和梦’都不成功”。为什么？没有先进思想的指导，没有搞清楚中国的实际。
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精髓和活的灵魂。求真务实是一种科学态度，开拓创新是一种思想品格。思想是时代之母，求真乃理论之源。有思想才有思路，有思路才有出路。求真务实、开拓创新，就是正确把握规律，理论联系实际，反对主观主义和教条主义，坚持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讲实话、办实事、务实效，大胆探索、勇于创新。井冈山时期，我们党将马克思主义普遍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革命道路；延安时期，我们党审时度势，创造了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战术，建立巩固的抗日根据地，打击凶恶的日本侵略军。抗战初期，八路军仅4.6万余人，新四军仅1.03万人。 到抗战胜利时，人民军队已发展到约132万人，民兵达260余万人，根据地面积近100万平方公里，人口约1亿;抗战初期，山东抗日根据地有党员2000多人，抗战结束时达到20多万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17%。西柏坡时期，我们党创造了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战略，发动了震惊世界的“三大战役”，夺取了全国的最后胜利。
革命老区是实事求是的产物，也最崇尚求真务实。为了追求真理、培养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先进分子，毛泽东动员大家：“让我们来一个读书比赛”。由此在延安和各抗日根据地掀起了四次成效卓著的大规模“攻书”活动：第一次是1936年5月到1937年8月，主要是研读哲学、著述哲学方面，其成果是毛泽东《实践论》《矛盾论》等的诞生，奠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第二次是1937年冬到1938年冬，主要是在军事学、战争论方面，其成果是毛泽东《抗日游击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等的诞生，解决了抗日战争的发展道路和战略战术问题；第三次是1938年秋到1940年冬，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方面，其成果是毛泽东《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新民主主义论》等的诞生，从而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一个历史性飞跃；第四次是1941年5月到1944年5月，主要是在党的建设方面，其成果是毛泽东《整顿党的作风》《反对党八股》等的诞生，由此开启了中国共产党建设的伟大工程。在延安窑洞微弱的灯光下，勤于读书、精于思考的毛主席写了许多光辉篇章。据统计，《毛泽东选集》（一至四卷）共收入159篇文章，其中122篇写于延安；《毛泽东文集》（一至八卷）共收入802篇文章，其中385篇写于延安；《毛泽东书信选集》共收入372封书信，其中142封写于延安。然而，当时的条件是极为艰苦的。据毛泽东的保卫参谋蒋泽民在他出版的《忆毛泽东在延安》一书中回忆：“延安地区没有电，夜晚毛泽东写文章时点两根蜡烛照明，烛光昏暗而又跳动，很影响视力，容易使眼睛疲劳。毛泽东写累了，就揉揉酸胀的双眼，再继续写，一夜之后，他的脸上沾了一层烟尘。”
毛主席活到老、学到老，一生与书为伴，常常是手不释卷。据《毛泽东年谱》记载，毛泽东一生中最后一次读书是在
（六）鱼水情深、生死相依的光荣传统
这是老区精神的根本，也是我们党的致胜法宝。历史证明，心系人民鱼得水，背离群众树断根。正是由于党群鱼水情深、军民生死与共，才铸就了革命老区军民团结如一人的钢铁长城。革命战争年代，老区人民与党和人民军队生死相依、患难与共，2000多万名为革命事业捐躯的英烈，大部分是老区儿女。中央红军撤出中央苏区进行长征之后，敌人即对苏区进行了残酷的报复。拒不完全统计，仅前两个月被杀死的干部群众就有32609人。在苏区被敌人占领的三年时间里，苏区牺牲人数共70多万人。王健会长在他发表的一篇文章中曾举过一个例子：1934年5月，国民党反动派进犯陕北南梁中心区。阎洼子村的老百姓连夜将红军留下的枪支、马鞍、粮食等全部埋藏到地下。第二天，敌人将附近村庄的干部、游击队员、农民群众集中在一起，逼问红军去向和红军物资埋藏地点，但始终没人开口，42名苏维埃政府干部和群众被国民党反动派残酷杀害，但敌人最终一无所获。王会长这里说的南梁中心区是当时陕甘交界处的一个山区小镇，是中央红军长征的落脚点，也是八路军奔赴抗日前线的出发地，位于现今的甘肃省庆阳市华池县。20世纪30年代初，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共产党人创建了以南梁为中心的陕甘革命根据地和以照金为中心的西北革命根据地，并由此形成了两个老区精神——南梁精神和照金精神。
军民同心，其利断金。在山东这片红色热土上，就有一大批共和国的高级将领曾经与老区人民一起战斗。仅以1955年至1965年授衔的共和国将帅为例，10位元帅中有3位（陈毅、罗荣桓、徐向前）、10位大将中有4位（粟裕、徐海东、黄克诚、张云逸）、57位上将中有11位、177位中将中有63位、1360位少将中有348位，共429位开国将帅曾在齐鲁大地上喋血鏖战。
党和人民心连心，同呼吸、共命运，始终把团结民众、凝聚民心、唤起民气、汇集民力作为战胜敌人、壮大自己、克服困难、赢得胜利的锐利武器。1947年1月鲁南战役前夕，正值严冬季节，部队需要抢渡沂河。郯城县立即组织了300名木匠、200名铁匠、100名泥瓦匠、1200名青壮年突击队员，冒着刺骨的风雪在沂河上打桩建桥。经过3个昼夜的奋战，终于架起了一座宽
在革命老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体现在查民情、解民忧、顺民意上。1941年，毛泽东了解到地处延安城西的枣园乡十年九旱、群众吃水困难，便提议由中央警卫团负责为群众修建了陕甘宁边区第一条长达
毛主席一生情系人民、服务人民、相信人民。我曾看过一篇题为《毛泽东坦坦荡荡 一生不穿防弹服》的文章，说20世纪60年代，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的叶剑英元帅担心毛泽东的安全，就给他定做了一套防弹服，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送去。汪东兴对毛主席说：“受叶帅之命，为了主席的安全，给你送一套防弹服。”毛泽东当时正在看书，他把书轻轻放下，很严肃地说：“你们是怕人民群众，你们拿去穿，我毛泽东不穿。坏人想搞我搞不了，人民是不会搞我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十分关心老区人民的脱贫致富问题。
以上，我们学习、领悟、解读了老区精神的基本内涵。在此还应特别指出，老区精神中的这个老区，是个综合性、集成性概念，包括所有的革命根据地，即老区是一切革命根据地的总称。就此而言，老区精神是一个可以涵盖各类老区精神的集合概念，是各个具体老区精神的总称，饱含着各个具体老区精神的一些共性元素。它不是某个老区、某个地域的单一精神，而是涵盖所有老区全方位的总体精神；不是某一时间段、某一时间点的精神，而是贯穿老区全过程的精神。老区时期产生的某一阶段或某一区域的具体精神形态，如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西柏坡精神、沂蒙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吕梁精神）、大别山精神等，都是老区精神的组成部分和重要补充。这些具体精神形态，是老区精神的突出代表，是从一个侧面、一个角度映照老区精神，是老区精神在各个不同区域、不同历史阶段精神形态的具体呈现和深化拓展，是对老区精神在横向上的展开和丰富、在纵向上的继承和发扬。虽然它们都有其特殊的精神内涵和个性品格，但都体现着老区精神的内在品质和精髓要义，其精神实质和基本要素是相通的、一致的。就此而言，老区精神与各老区形成的具体精神之间的关系，体现了普遍性与特殊性、共性与个性的有机统一。
三、老区精神的传承与弘扬
过去的是历史，但历史没有过去。历史是过去的事实，但历史更是过去与现在和未来之间的无休止的对话。我们不能割断历史，我们也割不断历史，因为我们是在先辈耕耘过的土地上走向现代化、在先烈战斗过的热土上走进新时代的。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积淀着红色基因的老区精神，体现的是中国共产党领导老区人民进行革命实践的伟大情怀，传承的是中华民族优秀文化的价值诉求，是一种能够穿越时空、具有磅礴伟力和永恒教育价值的经典红色精神资源，在新时代仍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和感召力，必须与时俱进地不断发扬光大。
时代变迁，精神永恒。从本质上说，老区精神作为一个时代符号、一个历史坐标、一座精神高峰，迄今依然绽放着耀眼的思想光辉和时代光芒。在新时代传承弘扬老区精神，一是必须坚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不忘初心使命，为崇高理想信念而不懈奋斗；二是必须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为夺取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胜利而不懈奋斗；三是必须恪守人民至上原则，同人民风雨同舟、血脉相通，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人民过上更加富足美好的生活而不懈奋斗；四是必须艰苦创业、开拓奋进，吃苦耐劳、勤俭节约，永葆革命本色，为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不懈奋斗；五是必须加强党对一切工作的全面领导，为深入推进新时代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而不懈奋斗，努力走好新时代“赶考”路，向历史和人民交出新的更加优异的答卷！
作者简介：韩延明，高等教育学博士、教授，山东师范大学、武汉大学博士生导师，国家社科基金评审专家，教育部高校评估专家，享受国务院政府特殊津贴专家。山东省有突出贡献专家，第十一届、十二届山东省人大代表。曾任曲阜师范大学教育学院院长、临沂大学校长、中共山东省委党史研究院一级巡视员等职。
发表论文300余篇，出版专著30余部，获国家级、省部级奖20余项。2013年被中国高等教育学会授予全国30名“从事高教工作逾30年高教研究有重要贡献学者”称号；2018年被山东省社科联授予改革开放40年“山东社会科学名家”称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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